年4月10日，解海龙忘不了那一天。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的课堂上，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摄影志愿者的他拍下了一个手握铅笔、抬头听讲的女孩子的照片，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又大又黑，扑闪孩童的天真和对知识的渴望，好像会说话一般，击中了每个看到这张照片的人的心灵，后来被选为了希望工程的标志，人们亲切地称为“大眼睛”。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解海龙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结缘，改变了几百万少年儿童的命运，也改写了他自己的人生。今年，年近70的解海龙出版《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书，回顾了几十年来与公益、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生经历，那一幅幅影像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震撼和打动着今日的读者。近日，解海龙接受了书乡周刊专访。
年4月，“大眼睛”苏明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报》报庆活动，和解海龙（中）在一起，看着自己的照片。柴继军摄
“得奖专业户”醒悟了
而今已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的解海龙，当初也是名“业余选手”。
解海龙第一次摸相机是在年，当时他还在北海舰队服役，自告奋勇为战友拍照，以胶片作废告终。退伍后分配到北京阀门四厂，业余时尝试用工会相机为工友们拍照。但真正震撼和启发到他的，还是年看到的记录天安门四五运动的画册《人民的悼念》和同年的“四月影展”，如今都已成为中国摄影界的标志性事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正是大事频发的岁月，从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影像成为呈现时代面貌的重要方式，许多年轻人都由此热爱并立志从事摄影，解海龙也是其中一个。恰好当年迎来全国工资普调，一个月多了六七块钱，一年就是七八十块，解海龙一合计，正好孩子也一岁了，就以记录孩子成长和家庭生活为由，买了台相机。他清楚地记得价格是八十七块五。
家庭照是“借口”，解海龙很快把镜头对准了社会万象。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复苏，大大小小摄影比赛也搞得有声有色，他参加了不少，频频获奖、登报，在摄影界渐渐有了名气，也调入了崇文区文化馆，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一时春风得意。看着满柜子奖杯奖牌，解海龙不禁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是干这个的”，还多次被邀请去分享获奖秘诀。惟独前辈刘加瑞老师摇头不认可，告诉他“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一句话顿令这位“得奖专业户”如遭棒喝。他沉下心来，看了刘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格等著名纪实摄影师的作品集，深入了解到他们以影像推动社会进步的经历，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与浅薄。摄影的真正本质，乃是要“记录今天，告诉未来”。惭愧之下，解海龙把奖杯奖牌一股脑儿塞进纸箱，推到床底。
不为参赛拍照，那拍点什么呢？转眼年，解海龙看到《九年义务教育法》宣布通过的消息。他挺好奇，看了新闻才了解到，原来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相当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他心里一动，去北京周边县区转了一圈，实地见到的乡村真实情况比新闻有过之无不及。回到北京，他翻书看资料，随着逐渐摸清中国有多少贫困县及其人均收入、学费花销、教师生活费等情况，一个考察拍摄计划渐渐浮现并成形。解海龙为它起了个挺长的名字，叫“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考察纪实录”，想法很直接，就是希望能让外界看到中国基础教育依然严峻的现状，看到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孩子们和他们对知识无比强烈的但随时会被熄灭的渴望。跟单位商量，领导表示支持，但钱没有——没错，交通、吃住、胶卷，都要用钱。解海龙想了想，只要不去特别远的地方，自己省吃俭用些，工资大概也能凑出来。决心下定了，他把一幅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太行山、沂蒙山、吕梁山，一个个预备考察的山区在地图上被圈出来。
单干户式的“考察”就这么开始了。钱是硬省出来的，坐火车只能坐硬座，时间又紧，每天都得走很远的路，一天也吃不了一两顿饭，有时俩烧饼就能对付一天。这都没什么，最难过的是不被理解。看到解海龙拍照，有些人以为他另有目的，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往外轰他，解海龙得一而再地解释，甚至还背着人哭过。钱之外，他也缺“身份”。好在一些照片陆续在《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上发表，获得了一些肯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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