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乔纳斯梅卡斯（-12-24至-01-23）诞辰98周年纪念日。
年2月，74岁的乔纳斯梅卡斯写道：大约年前，上帝创造了电影机，而后又创造了电影导演，并对他说：“这个工具叫做电影机，去用它歌颂世界的美和人类的梦想吧，玩得开心。”但是魔鬼不喜欢这些。因此在电影机的前面放了钱袋，并对导演说：“如果你能用这个工具赚钱，又何必用它去歌颂世界与人性呢？”
于是，信不信由你，所有的导演都跟着钱袋跑了。上帝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此，25年后，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创造了独立实验电影导演，并对他们说：“这是电影机，用它去赞颂世界与万物的美吧，玩得开心。但你会经历很多困难，并且永远不能靠它挣钱。”
——《反电影百年纪念宣言》
美国独立电影导演、诗人、策展人，有“美国先锋电影教父”美誉的乔纳斯梅卡斯（JonasMekas）于年1月23日去世，享年96岁。梅卡斯于年所创立的实验电影推广机构的Instagram账号
AnthologyFilmArchives发布悼词：“亲爱的朋友们，乔纳斯在今天早晨，在家人的陪伴下于家中平静而安详地去世了。”乔纳斯梅卡斯年12月24日生于立陶宛，22岁离开祖国。年到年间，乔纳斯梅卡斯在德国被人拦截，关押于位于汉堡郊区的劳教所，直至战争结束。年到年，梅卡斯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学习哲学，并于年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到达美国不到两周，他借钱买了一部鲍莱克斯16毫米摄影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乔纳斯梅卡斯
记忆的编织者
乔纳斯梅卡斯被称为地下电影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仅是电影制作人，也是电影发展的催化剂。年，他在纽约帮助设立了“选集电影档案馆”（AnthologyFilmArchives），广泛收藏实验电影，在他的监督之下，许多电影得到了修复。
梅卡斯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个人化特征，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印象派的传记日记。梅卡斯拒绝任何既定的形式，拒绝线性叙事，拒绝戏剧化、悬疑情节，他喜欢记录那些小的、亲密的、并不诗意的日常生活瞬间。他的艺术以跳跃式的剪辑为特征，在美国生活的岁月里，他用那台借钱买来的摄像机，编织时间，编织记忆。
“艺术家，抄写员，记忆的守护者。”他的朋友，时尚设计师AgnsB这样形容他。高度个人传记色彩的创作，难免与个人记忆融为一体。出生于立陶宛北部的梅卡斯小的时候瘦弱多病，痴迷日记写作。年，苏联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进立陶宛，士兵抢走了梅卡斯的第一部相机，没收了他记录的影像。
年，当德国纳粹进入立陶宛时，梅卡斯加入了抵抗运动，帮助出版新闻，秘密发给英国广播公司（BBC）。后来他和兄弟向维也纳逃难时被捕，在位于汉堡的一个劳教所度过了8个月。战争结束后，他们辗转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看美国电影打发时间。“我们变得无精打采，想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
年，梅卡斯兄弟移民美国。在纽约的日子起初并不好过，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的破房子里，做一切能找到的工作，比如制造可乐商标。生活在继续，工作很忙，但他对电影很痴迷，他加入了实验电影俱乐部，为了和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人碰面。他渴求文化，渴求刺激，为了弥补来美国前失去的时间。
在默默无名的年纪，他用摄影机拍摄了很多日记式的画面，有些画面用到他后来的作品中。他拍摄布鲁克林的立陶宛社区，创作有助于消除流亡感。当时的他仍渴望回归，有关于家的记忆，仍然十分强烈。
不久，他开始在一些小画廊放映自己的影片。新生活开始了，他不觉得自己是旁人眼中那个不幸的人，纽约自由的空气感染着他，音乐、文学、艺术。流亡感消失了。
激励安迪沃霍尔
相比“实验”一词，梅卡斯更愿意用“地下”“非商业”“诗意”来形容自己的电影。他不认为自己在故意“实验”，而是受到内在的驱动而创作。年，他与弟弟阿道夫合作创办了《电影文化》（FilmCulture）杂志，主要分析前卫电影；年，他开始撰写专栏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倡挑战叙事定式：“我们需要不那么完美，但是自由的电影。”
梅卡斯为他认为重要的电影而努力着。年，他因展出含有同性恋情节的电影——《火焰生物》（年）和《颂歌》（年）——而以猥亵罪被捕。这两部当年遭卫道士唾弃的电影，如今已经成为反文化电影的里程碑。
梅卡斯有很多艺术家朋友，如果要研究战后早期纽约文化圈的交游史，梅卡斯会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他被视作当时人际关系最广泛的人之一。如果没有他帮助拍摄，安迪沃霍尔的无声电影《帝国大厦》，也许不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就。《帝国大厦》全片时长分钟，拍摄的对象只有帝国大厦，画面几乎没有变化。
《帝国大厦》
安迪沃霍尔是梅卡斯放映之夜的常客，一次派对让二人成为了朋友。他们一起去看拉蒙特杨的表演。作为极简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拉蒙特杨的作品难以被人理解，他的表演包括在舞台上放蝴蝶（《作品》第五号）、表演者假装自己是观众（《作品》第六号），甚至给钢琴喂食。在拉蒙特杨的艺术理念中，“嗡鸣”是极简主义音乐的本质，持续的声音让他自小迷恋，这种用延续声音时间的创作手法为梅卡斯和安迪沃霍尔提供了灵感，所以才诞生了《帝国大厦》这部延续视觉画面的影片。
梅卡斯还与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交好，与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有往来，梅卡斯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说，达利需要与年轻一代交往，以知道纽约在发生些什么。梅卡斯还和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有交集，有一段时间梅卡斯还帮杰奎琳辅导两个孩子拍电影。小约翰肯尼迪用梅卡斯的方法拍摄了一部关于暑假的多屏幕电影，还凭它拿了个奖。
这些人都出现在梅卡斯后来的短片之中，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互动，让我们得以从梅卡斯的视角，一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前卫艺术先锋们的生活。
电影就是我的家
近几年，梅卡斯的作品频繁出现于艺术展览之中。他的作品是年首尔国立现代和当代艺术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曾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
在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梅卡斯展出了年上映的作品《回忆立陶宛之旅》。离家20余年，年梅卡斯兄弟重返故乡。影片由三部分组成：初来美国的生活片段；重归家乡的经历；重回囚禁他们的德国汉堡。影片以维也纳的水果市场为终止画面。
在相关的采访中，梅卡斯说这部作品所讨论的不仅是家乡，还包括如何用电影展现一个人的亲密生活。影像是梅卡斯排解流亡情绪的方式。流亡让梅卡斯失去了一切，国家、家庭、日记本里的记忆……“当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事情，战争，种族灭绝，强迫劳改，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只是在拍摄，记录所有内容。我没有判断，我看到了，看到我想拍摄的瞬间……现在，电影是我的家。”
《回忆立陶宛之旅》
《小小疯狂，却又成就不凡：乔纳斯梅卡斯访谈录》
问：洛伊德考夫曼／答：乔纳斯梅卡斯
洛伊德：你觉得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销售员吗？
乔纳斯：20世纪60年代，我们拍完一部电影，都希望可以被大家看到。这与销售无关，我们只是单纯地希望人们能看到我们的电影，关键是传播和发行。我们当时就知道电影根本卖不出去，因为没人想要我们的电影，赚不了什么钱。因此，年1月，我们20个人聚在一起创立了自己的发行中心“电影人合作社”，现在电影人合作社已经拥有位电影人。因为我们无法进入商业发行渠道，所以就另起炉灶，创立了自己的发行中心。何必要浪费精力让我们的电影延续？我们有自己的路可以走。我们去了很多大专院校，还有其他可以让人们看电影的地方，而且并没有去好莱坞。
洛伊德：你是怎么做到可以自己拍电影，同时还有钱养活自己的？
乔纳斯：我看其他的电影，然后在《电影文化杂志》（FilmCultureMagazine）上发表文章，不依赖于我的诗歌，也不依赖于电影院。我做过很多工作，在工厂打过工，还做过其他很多有报酬的事情，比如教学。斯坦布拉哈格（StanBrakhage）为了能够自己拍电影，不得不在芝加哥和科罗拉多州的大学里教书。我对自己的事业有信心，并且坚持了下来，最后取得了成功，我现在仍对此坚信不疑，甚至达到了疯狂。人必须要有一点疯狂的精神。
洛伊德：你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以前跟阿莫斯沃格尔（AmosVogel）及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怎样生活的？
乔纳斯：年下半年，我离开难民收容所，来到了纽约，在布鲁克林的各种工厂里打了将近五年工。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在22号街的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成了《生活》（Life）杂志国际版的摄影师。这就是我来纽约的头十五年。之后，我创立了《电影文化杂志》，同时仍然干了几年兼职摄影师。年，我开始为《村声》写文章，期间仍然在摄影工作室工作，但我已经在为《村声》供稿，每周可以得到5美元稿费。我这么干了二十年，靠着这5美元过活——后来变成15美元、18美元，到年我已经可以拿到美元。我住的地方很简陋，并且节衣缩食，能省则省。比如今天，我早餐只花了50美分。
洛伊德：同时你还在拍自己的电影，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途径让人们看到这些电影？
乔纳斯：我年开始在市中心的果园街放映自己的电影，赚到的钱足够支付租金，并且还会有些盈余。
洛伊德：有人出钱给《电影文化杂志》吗？
乔纳斯：我自己出钱，还甚至因为拖欠印刷厂的钱被告上了法庭。第一期杂志于年12月发行，我跟一家印刷厂的老板达成了协议，他们是圣方济会的修士。那些修士帮助我印了第一期，接下来的几期是把我告上法庭的那家印刷厂印的。后来到了第7期的时候，杰罗姆希尔（JeromeHill）出现了，并且有兴趣支持《电影文化杂志》。他拍了一部关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的电影，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正是由于他，杂志才能够得以继续。每一期我都要亏上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总是能够帮我弥补损失。因此，我很感谢杰罗姆希尔，他后来还赞助了文选电影资料馆的创立。最初几年，电影人合作社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他来支付损失。后来，他让我告诉他12个贫困电影人的名字，之后每个月都会给他们40美元，直到他去世。这些钱在年算是很多了——付完房租之后还能保持温饱。杰罗姆希尔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他以非商业的感性支持着更多的人。他看到了我的疯狂与激情，看到了我的痴迷与执着，他很相信这些。我们俩一拍即合，他留下来一直给予我帮助，直到离开人世。现在已经没有人像他一样了。
去年，电影人合作社的场地就要到期，在《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报道了我们存在的问题。一位名叫查尔斯S.科恩（CharlesS.Cohen）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打“我想要帮忙。”他在纽约有几栋建筑，同时也涉足艺术领域，写过一本关于影院的书，还制作过一部电影，因此他为电影人合作社在公园大道南提供了新的场地，在接下来的5年里每年只收取1美元租金，随后又将租期延长。仍然有人可以理解独立电影人的需求，他跟杰罗姆希尔一样慷慨，而且不求回报。
洛伊德：这一点我并不怀疑。我想问问你关于补助基金的事情。
乔纳斯：补助系统毁掉了先锋派电影，也毁了优秀的电影院。年之前，电影院没有拨款补助，只有洛克菲勒和福特会给电影人一两笔补助。自那之后，成立了州议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现在每年发放、、，甚至项补助基金。应该发给谁呢？发给那些拍出对社会有用的电影的电影人，比如如何投票、如何做一个好公民这些题材。如果你说：“我是先锋派电影人，想拍一部个人电影，怎么能把故事大纲发给你呢？”那你肯定拿不到补助金。因为这些补助基金，有上千名烂电影人在拍烂电影。
洛伊德：也就是说他们得了解发放补助基金的人的期望。
乔纳斯：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此，因此必须得不断地提出想法，不断地创作，但仍然有些电影人根本不在乎这些补助基金。洛伊德：话说回来，你的家乡是立陶宛。乔纳斯：没错。我只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十三四岁时，当时村子里没有电影院，我看的是苏联的宣传电影，后来德国人来了，我看的电影就成了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宣传电影。那些算是我与电影的初次结缘。
洛伊德：跟现在的小孩看到电视上的牙膏广告差不多吧？你去过劳工营吗？有能力推销自己吗？你在那里受欢迎吗？
乔纳斯：我很受德国工厂的欢迎，他们制造武器，与美英抗衡。
洛伊德：怎样避免被做成灯罩？
乔纳斯：得保持沉默，不能说话。管不住嘴的人在工厂里待不了多久，他们就不见了。有时候去干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少了五六个人。
洛伊德：所以并不能说你有销售的天赋。
乔纳斯：没错，我有缄口不言、任劳任怨的天赋，那可是战时的德国纳粹啊。
洛伊德：那技术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呢？
乔纳斯：要我说的话，不要去电影学校，自己买一台摄像机开始拍就行了。当你发现自己想要干什么，知道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布光知识的时候，就去学习布光。不要学习那种泛泛的电影课程，里面的某些东西你也许根本用不着。如果你发现为了自己想拍的电影必须去了解镜头的相关知识，再去学习镜头相关的课程。
再重申一次，我不提倡学习那种全面的课程，除非你的父母跟你说：“孩子，你去学些有用的东西，三年内的费用我全包。”父母愿意供自己的孩子去上一些特定的学校，这很常见，所以他们也会供你去学习电影。电影非常简单，不需要认真学习什么，因此他们就靠着父母的钱去学了。有些电影学校会提供一些电影设备，这样也算是一个优点吧。但电影学院并没有培养出电影人才。也许有人会说，斯科塞斯（MantinScorsese）不是去了纽约大学吗，但是他上大学之前就已经自己拍电影了。
洛伊德：再说回销售……
乔纳斯：没有人买我的电影，有人想出了一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计划，我从司汤达画廊设立了我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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