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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独立电影人逃离还是规训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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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今天回顾这一切?第十三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即将开幕,不管是否认同这个硕果仅存的青年影展的价值,我们都不得不承认:FIRST所倡导的青年电影,其实是含有独立精神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使用青年电影代替独立电影,是一次政治性的弱化和策略。作为电影实践的展示平台和空间,青年影展的出现代替了日益衰落的民间影展和民间放映,其中出现的电影作品的品质和立场,政治与艺术,都是用来验证电影民主和艺术政治能力的试金石。这是我们以FIRST这样的电影节为观察对象的意义所在。也是为什么社会各界对此投向了如此多的目光。于是,回顾这一切的前史在今天依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必要性。这种独立影像的出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90年之后的第六代创作,一个就是年后的“野生”状态。年代之后的情况,我们已经在《第六代导演:在市场与权力之间,获救还是屈服》里做了不充分的展示和讨论,现在我们回顾DV和数字影像,一种技术的指标强烈改变了中国独立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DV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创作。年前后,中国出现了数字视频技术制作的独立纪录片,比如杨荔钠的《老头》、吴文光的《江湖》,标志着电影制作进入数字时代。很快,DV(DigitalVideo)作为一种独立制片潮流席卷了整个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与当代艺术家,皆纷纷抛弃胶片摄影与模拟摄像,转向便携式的微型DV摄像机,推动了一个普及个人电影制作的文化浪潮,此浪潮在当时就被称为“DV运动”。年前后,出现了基于数字视频方式摄制的剧情电影,比如年朱文的电影《海鲜》和年贾樟柯的《任逍遥》,这时期,贾樟柯发表了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鼓吹独立制片模式的“业余电影”概念。“野生一代”——影像的民主化《我们害怕》剧照学者王小鲁对于年之后的独立电影有过这样的描述:“年也是一个临界点,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正在前所未有的艰难生成,旧的已死去,新的正孕育。社会规则、电影规则与生活价值都处于动荡不安中。互联网精神的出现和电影介质的突变成就了一拨新的电影人。电影工业正在艰难地从胶片时代向非胶片时代转型:胶片电影工业已停滞,数字电影(包括DV)的合法性仍没有完全获得。第六代之后电影学院培养的电影人很多进入了央视六套‘电视电影’的行业,减少了电影导演的数量。全新身份的非电影专业的作者此时此地大量涌现。数字技术在年后短短十年实现了从DV到HDV的发展,电影民主化时代更为深入地展开,这些人是数字化后的第一代。”作为策展人,王小鲁曾经策划过一个影展,命名为《“野生”或第一代——年后中国电影新力量》,在展览前言他这么写:中国电影自“第六代”后,再也没有分出一个“第七代”,由于电影人的学院师承不再那么明晰,中国电影的“代文化”被认为终结了。第六代之后的十多年来的新电影人是无名的。人们放弃了以代命名,某种程度上也放弃了以风格来对复杂的创作现象进行整合。这个时期,中国独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从而进入到主流的研究视野,清华大学的尹鸿将独立电影作者大致分为前后两期,他认为:如果说第六代是第一代独立电影人,他们有着早期的知识分子立场多少有点凌然高蹈的意味,那么第二代独立影像制作者的第一个新变化就是“向下沉”——对社会底层,对边缘群体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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