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凹凸镜DOC凹凸镜DOC来自专辑FIRST青年电影展组稿
导语
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举办期间，凹凸镜DOC邀请了FIRST入围纪录片导演、评审与嘉宾一起聊聊纪录片的创作及影片背后的故事。“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拍纪录片？”圆桌讨论在几何书店的重梯举行，吸引了线下和线下众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
让我们在整理出的纪录片论坛的讨论文字中，重温那个在西宁美好的下午时光。
论坛邀请嘉宾
顾桃
纪录片导演
复审评委
乔楠
CNEX
纪录片基金会
制片人
佟珊
纪录片研究者
香港
城市大学博士
论坛邀请导演
郭爽
《老郭梦工厂》
李宝玖
《清明》
赵煦
《世界的形状》
卡先加
《光之子》
徐玮超
《告别十二岁》
王凯
网络连线
《瘾》
在批判性变弱的时代，纪录片不再冷峻
纪录片创作者FIRST圆桌畅谈
摄影：阿吉LunaFIRST青年电影展
整理：杨杨L菲
编辑：张劳动
凹凸镜DOC：凹凸镜DOC发起的纪录片圆桌讨论主题，灵感来自关于日本导演想田和弘出的一本书《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拍纪录片》。
现在从左往右介绍一下本次参加嘉宾，《老郭梦工厂》导演郭爽，《清明》导演李宝玖，《世界的形状》导演赵煦，《光之子》导演卡先加，复审评委，纪录片导演顾桃，《告别十二岁》导演徐玮超。最后两位分别是，CNEX纪录片基金会制片人乔楠，在香港读纪录片研究方向的博士佟珊。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是《瘾》的导演王凯，他在英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我们沟通。
此次活动除了在几何书店的线下讨论以外，我们也开通腾讯会议线上同步直播。
举办此次纪录片论坛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在影展期间，有一个入围纪录片导演集中亮相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做纪录片的那些事儿。此次活动感谢几何书店的场地支持，特别鸣谢FIRST青年电影展，我们活动正式开始。
话题一
凹凸镜DOC：各位为什么拍纪录片？或者从事制片、研究工作？
郭爽：《老郭梦工厂》这个片子拍了7年，我觉得拍纪录片有点像古代侠客去行侠仗义(的感觉)，背着摄影机、三脚架，就好像背着一把刀、一把剑出去除暴安良。
它和拍剧情片不一样，剧情片要带很多人去“打仗”，要想“粮草”的事，能不能打赢，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但是拍纪录片不一样，如果说拍纪录片是行侠仗义的话，打不过的话可以跑，我们打赢了可以成名内外。
李宝玖：我有一次和朋友约吃饭，他正在跟丁太升吃饭，去了之后碰到丁太升拿着大疆的口袋摄像机在拍，我说你别拍我，他说这(摄像机)特好，让我也买，买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觉得那东西不好用，但买了总得用，我就回去拍了《过年》。
这部片子磕头的部分之前已经拍出来放到网上。大家反响还不错，到了《清明》就同样用这个机器和手机结合制作这部片子。为什么拍纪录片?就是我希望纪录片能给大家传递一些更新鲜的信息或者图像。
凹凸镜DOC：赵煦是做当代艺术的，你为什么选择用纪录片的形式？
赵煦：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也尝试过一些其他形式。纪录片首先不需要很多钱，是比较自由的。我也会计划做剧情片。我觉得在某个阶段，什么样的媒介适合我，就选择什么，是不是纪录片也不是问题。
卡先加：其实是一种机缘巧合，刚开始我在大学自学摄影，学了一点摄像，学到一定程度以后有很大的冲动去把这些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电影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是学做剧情片，资金等各个方面都有点困难，但是感官上那种欲望的表达很强烈，我就开始做纪录片。其实对我来说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主要还是一种感官上的这种表达的欲望。两个媒介的表达方式和发现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但最终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凹凸镜DOC：顾桃导演做过多年纪录片，这次是复审评委。您最早是图片摄影师，后来做纪录片导演。
顾桃：我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今年50岁了，年龄大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太漫长了，15年前，我在35岁的时候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是跟时代有关系。那个时代很多人已经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有很多人并没有选择生活方式。我也经历过所谓的“中国独立导演的十年黄金期”，但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认为活着，分两层意义，一个是生存，一个精神。在年、年的时候，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能体会到时代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混在北京，发现大家尊重人的方式是用名片或者请客的方式，谁买单我们尊重谁，谁的名片头衔大尊重谁。所以35岁的我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虚假地跟一些这个时代的精英在一起，或者是假装快乐的人在一起。
我那个时候偶然地回到自己的故乡。我们很多人都远离了故乡，但是有一种东西值得被记录，值得被纪念。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拍纪念片，并不是纪录片，但那个时候我们纪录片导演刚开始，辉没辉煌过是后来的事情。
我是年开始找到一个和我自己呼吸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回到北方，开始了我的纪录片创作。
徐玮超：我特别同意顾桃老师的说法。它首先是一个生活层面的问题，是很内在的，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爱拿手机拍vlog，因为我们生存在数字影像的时代，这是一个很身体的反应，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别人拍，你也拍。
纪录片无非就是它更深入地介入他人生活，进入另外一个人的意志，与你本来社会意志的环境不同，但你需要迈过很多其中的障碍去进入那个世界。我觉得做纪录片的人内在的冲动，走进他人生活的欲望会更强一点。
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在生活中很少有很好的社交，跟别人中午喝个酒、会朋友，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做的。我平时不喝酒，也不会朋友，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在家。
《告别十二岁》是我少有的可以打开话匣子去跟别人共情交流的方式，它对我来说是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像《老郭梦工厂》导演所说我们是侠客，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受。
我觉得自己内心很缺失，而我很希望通过摄像机的方式去回到田野，去跟真实发生更真实的关系，然后去回应我内心的很多问题，所以这部分很内在。
另外一部分也是刚才顾桃导演说中国独立纪录片有黄金时期，他说我们现在拍的都是纪念片，那个时候是纪录片。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很冷峻，是有很强烈的批判性，而我们这代人的批判性在他们这代人来看是比较弱的。
这是个外在的问题。作为个体我们怎么参与到这个社会，顾桃老师他们七零后在年轻时经历8、90年代中国最大的变化，对体制的想象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是直接经历那些变化动荡的。每个人在那个时代会产生很多想法，这种想法会反馈到今天的拍摄。所以他们在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已经有那样的批判性了。
我们这代人这点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对很多事的反思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另外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有社会参与的方式，而纪录片是其中一种。
凹凸镜DOC：今年FIRST入围20部影片，12部剧情片，8部纪录片，今年纪录片的比重比较高。纪录片导演是离不开制片人的，乔楠老师，您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要做纪录片制片人吗？
乔楠：其实好多契机，最早我是学美术出身，我一直喜欢创作，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去看宋庄的独立电影节，看过很多很好的纪录影像，以后再看很多片子就没法看，在宋庄我认识很多纪录片人。
再加上CNEX(纪录片基金会)第一届展映，在我们学校办，也是给我种下一颗种子。最早的时候是吴文光老师的《流浪北京》，给我很深的触动和启发，所以这个种子一直在我心里面。
后来我小孩刚一岁那段时间，接到同事的电话问来不来做制片，当时说上半天班特轻松，纪录片周期长，压力没那么大。我特别喜欢，也做过他们的初审评委。我去了觉得特别好，因为你还没来得及创作的时候，就跟很多导演一起创作，你也不用跟他们风餐露宿在外面拍，每天在家里收获。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给他们按节点付款、收货，再很草率地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我发现导演都特别爱聊，有时候他们在大山里拍好几个月，我只要一给他打电话，深呼一口气，等着他跟我聊一个小时。我每天列一个电话列表，然后就开始打电话，今天打一两个，明天打一两个，然后问怎么样。
大概6年前是没太大压力，但是随着纪录片慢慢从独立纪录片到跟市场有一点点沾边，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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