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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中国历史有最粗浅的了解，就会发现，提及帝王，不同时代的通行的称谓是不一样的。
汉朝的皇帝，一般称为某帝，如汉文帝、汉武帝、汉献帝。
唐宋以后的皇帝，一般称为某祖某宗，如唐高祖、唐太宗、宋仁宗、明太祖。
于是就会被普及一个知识：前一类是称谥号，后一类是称庙号。
谥号是指人死后，后人根据其生平事迹进行褒贬所定的文字。谥号比较普及，一般的成功人士就可以拥有。身为帝王，本就是巨大的成功，自然绝大多数帝王都有谥号。
庙号则是帝王专属，按说一般帝王没有资格得到。必须有大功德、在太庙立室奉祀，才得以追尊一个庙号。
就是说，谥号评价行迹，用于日常称谓；庙号表彰功德，用于宗庙祭祀，分工还是很明确的。帝王的行迹有好有坏，相应的，谥号也分美谥、平谥和恶谥。如杀戮无辜曰厉，动祭乱常曰幽，好内怠政曰炀……都是恶谥。庙号是歌功颂德，只分好和更好，没有不好的。
以上是泛泛而谈，细究起来，却有点复杂。
乾隆裕陵神道碑上的庙号和谥号。“高宗”为庙号，谥号简称“大清纯皇帝”。摄影/帅哥V中奖，来源/图虫创意庙号，据说是商朝就有的，但周朝的天子，却没有庙号。
谥号何时出现，有许多争论。有人上溯到黄帝（如班固），有人认为晚到战国谥法才兴起（如郭沫若），影响最大的观点，则是产生于西周（又有西周初和西周中后期的争论）。
秦朝建立，秦始皇嫌弃谥号是做儿子的议论爸爸，做臣下的评判君主，有损皇权，把谥号废掉了。
汉朝恢复了谥号，但也许是经秦火一烧，发生了文化断裂，也许是汉人宣称的古老传统本就不存在，总之司马迁写《史记》时，他脑子里，似乎是没有我们今天这种清晰的谥号、庙号的区分的。刘邦去世后：
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史记·高祖本纪》）
这段表述里，一会儿高祖，一会儿高皇帝，似乎可以混用。乃至于后来班固作《汉书》，也保持着混用的习惯。《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这两个篇名放在一起，就显得“高”既可以是庙号，也可是谥号。
这段里也提到“尊号”，显然就是“尊贵的称号”的意思，指的恰恰就是谥号，和后世皇帝生前就使用的尊号不同；所谓刘邦“为汉太祖”，则就是说刘邦是汉朝皇帝的头一位，并不是一个庙号。
刘邦之后，皇帝是存在感很弱的汉惠帝，再之后经过吕后时期，是历史评价极高的汉文帝。等到文帝去世，即位的汉景帝下诏说，古代“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庙祭祀的时候，唱歌称颂德，跳舞体现功。高庙祭祀我爷爷，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三支乐舞；惠帝庙祭祀我伯伯，只演奏《文始》《五行》两支乐舞，现在我爸爸那么伟大，应该加一支《昭德》，也演奏三支乐舞。
皇帝开口了，大臣们也没有不同意见，讨论的结果是：
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的重点，是庙乐数量的问题，虽然出现了“太祖”“太宗”的名词，仍没有出现“庙号”这个概念。
还有，这两个庙合起来就叫“祖宗之庙”，似乎是不打算再推出第二个“宗”了。据说古代有这样的规矩：“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孔子家语·庙制》），一个朝代就是一祖一宗。
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即皇帝位，合法性多少有点存疑。汉景帝贬抑汉惠帝的地位，高抬自己的父亲，是强化自己这支的法统。
汉武帝即位，虽然按照儒家经典搞了各种创制，却没有在庙乐的事上做文章，汉昭帝即位后仍是如此。直到又一个有合法性争议的皇帝出现，也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的爷爷，是被汉武帝废掉的卫太子。之后许多曲曲折折，掌握朝廷大权的大将军霍光，找不到合适的皇帝人选，才相中他了。
从汉宣帝的角度说，最好是凸显自己是汉武帝的嫡亲曾孙，所以他要抬高汉武帝的地位。
汉宣帝提高汉武帝的地位。来源/电视剧《昭君出塞》截图
于是他采用了汉景帝一样的办法，下诏说，孝武皇帝德行很大，“庙乐未称”。也就是说，现状是汉高祖、汉文帝庙乐三支，其余皇帝两支，而汉宣帝觉得，孝武庙也要给加一支。
这件事引起的个别儒生的激烈反对。有人说，宗是要有德的，汉武帝虽然开疆拓土，可是花了天量的钱，死了无数的人，“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当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孝武皇帝庙还是尊为“世宗庙”，庙乐则加了一支“盛德之舞”。这样，汉朝就有了一祖二宗。
“宗”字的价值跳水，开始于王莽：
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汉书·平帝纪》）
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汉书·王莽传上》）
除了和王莽有深仇大恨的汉哀帝，汉宣帝开始，皇帝全部都宗了。王家能得势，靠的是王莽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所以元帝是高宗，美誉度最高。
东汉建立，对王莽添的这四个庙号，开始都不予承认，认的还是一祖二宗，但后来却慢慢改变了一点态度。
来源/田丰：《“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年
汉光武帝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论辈分，和汉成帝是平辈，而比哀帝、平帝辈分高。所以光武帝为了表明自己是自宣、元之后入继大统，要重新建构宗庙祭祀制度，丢开自己的身生父母，而尊宣帝为祖父，元帝为父。又觉得宣帝时代的政策，也值得高度评价，所以重新给他加上中宗的称号，至于元帝那个高宗，规格太高，王莽的事溯本追源又因他而起，就不给他了。
更重要的改变，其实不是给不给庙号，而立庙的制度都变了。
西汉的皇帝，都是有自己的庙的，也只有祭祀皇帝的场所，才可以称为庙。如果的被尊为祖或宗，那就各群国都要为他立庙祭祀。
经历两汉之际的大乱，一切都大为简化了。
刘秀建都洛阳，就把原来洛阳祭祀汉武帝的庙，改为高庙，把刘邦的神主摆在中间，并祭祀文、武、宣、元四个皇帝。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成、哀、平三个皇帝，留在长安的原来的高庙里，而刘秀血缘上的父祖，则就在陵园的庙里接受祭祀。——后两处庙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刘秀建都洛阳，就把原来洛阳祭祀汉武帝的庙，改为高庙，并祭祀文、武、宣、元四个皇帝。来源/电视剧《长歌行》截图
刘秀去世，他儿子汉明帝尊他为世祖，另起了一座庙。
后来明帝去世，留下遗诏说，就不用给我起庙了，把我的神主牌放到我爸庙里的便殿里就可以了，并且放了狠话，谁要是敢违背，那就处以弃市之刑。
这带来一个结果，汉明帝虽然得了一个庙号“显宗”，却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庙的。
他开了这个头，就成了制度，之后章帝是肃宗，和帝是穆宗，安帝是恭宗，顺帝是敬宗，桓帝的威宗，汉灵帝之前活到成年的皇帝，都拥有了自己的庙号，但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庙。大家的牌位都在世祖庙里，所谓“同堂异室”。
东汉庙号变得廉价了，其实这正是重要原因：西汉时给一个庙号，就要在天下修许多庙，还有相应的祭祀规格，而且和没有庙号的庙“五代亲尽”就拆掉不同，这些庙本朝不亡就不会拆……总而言之，加个庙号成本是很高的。现在则有点不给白不给了。
但是，仍然有主张白给也不给的人。汉灵帝为什么没有庙号呢？因为他死后董卓进京，很用了一批文化人。于是大学者蔡邕提出，按照伟大的古老传统，有道德功业的皇帝，才可以称祖道宗，汉武帝那么厉害，想叫一声宗，都有正直的大臣激烈反对。东都以来，光武帝、明帝、章帝是世祖、显宗、肃宗，那是合乎标准的，其余老几位优点没啥可说，缺点不容回避，就算了吧。
蔡邕提出，按照伟大的古老传统，有道德功业的皇帝，才可以称祖道宗。来源/网络
这个意见被广泛接受。庙号给得容易，撤起来也方便，不需要满天下到处拆迁。于是其余皇帝都被撤宗了，而刚死的汉灵帝，干脆就没捞到一个宗。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这时，虽然早已有了“庙号”之实，但庙号这个术语，似乎仍未出现，至少蔡邕并没用到。
还有个相关的事实是，东汉不光庙号长期贬值，庙这个概念也贬值了。西汉的时候，祭祀皇帝的地方是庙，别的祭祀场所是祠，有明确区分。东汉时地方上已经没有祭祀皇帝的庙了，但父老们又模模糊糊记得，本地似乎曾有过叫“庙”的重要祭祀场所，所以庙这个词也就被随便使用了，这算是为这个字后来被佛教拿去作了铺垫。
蔡邕的建议这算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之后庙号就在贬值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第一，有庙号的皇帝越来越多了；第二，汉代宗虽然多，祖却只有两个，就是两汉开国的皇帝，后世则祖也多起来。
曹操是并没有当皇帝的，但儿孙追尊，皇帝的谥号和庙号，他却有全套。曹操是魏太祖武皇帝；儿子曹丕则魏高祖文皇帝，孙子曹叡是魏烈祖明皇帝。——这件事定下来时，魏明帝还没死，他是少有的生前就知道自己庙号是什么的皇帝。
司马氏取代曹魏，学习曹魏取代汉朝是亦步亦趋的，所以也要给没当皇帝的人追加庙号：于是有了高祖宣皇帝司马懿，世宗景皇帝司马师，太祖文皇帝司马昭。
有个小细节不妨一提：司马师是宗，司马昭是祖，但司马家能篡位成功，司马师的功绩远远大于司马昭。问题在于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把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他，也一直宣称，将来天下是司马攸的。但后来司马昭却还是传位给了大儿子司马炎，究其原因，司马昭可能也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历史评价问题：传位给宗法上哥哥的儿子，自己只怕就要被当作家族创业史上的过渡人物，谁是祖谁是宗，只怕也要掉个个儿。
尽管给没当皇帝的人加庙号，但魏晋真当上皇帝的，拥有庙号的占比却还不算很高。因为这是个皇权弱势，门阀大姓出尽风头的时代，他们并不想太给皇帝做脸。曹魏的皇帝如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连帝位甚至性命都保不住，当然更不可能拥有庙号。晋朝从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开始算，两晋总共十五个皇帝，只有六个有庙号。
但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寒人出身的皇帝也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也罢，加庙号都和现在网上跳出来的小广告宣称的拿学位一样容易。也好理解，社会下层学习社会上层，落后族群学习先进族群，就是学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最容易上手。看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对欧洲如何诞生了现代文明没兴趣，却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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